《方方日记》如果成为证据，效力如何？

《方方日记》引发的社会现象之激烈，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均没想到的，在国家没有表态与担忧这日记会不会成为国家被诉中的有力证据时，可我们百姓中就形成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粉”与“方黑”:“方粉”认为《方方日记》没什么毛病，做得不错；“方黑”们中，好多人认为方方的日记行为是“汉奸”行为。——对于这些派性言论，身为法律职业者的我，不作任何评述，在法言法，下面随便说一说《方方日记》在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意义如何。

第一，《方方日记》虽然名为“日记”，但因为日记者本人被隔离，其内容中大部分是道听途说的内容，相当于证据形式中的传来证据，其证明力十分微弱，仅从这一点来说，其证据效力不足为虑。

第二，日记应当归类于证人证言范畴，而证人证言如果作为证据使用，需要证人本人出庭质证，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作为了证据使用，其证明力也十分微弱。我们试想一下：方方会作为证人出庭指证我方政府吗？

第三，方方的职业是作家，不是中国的微生物学家或传染病专家，也不是中国医生，其所写日记只具有文学作品性质，不具有自然科学鉴证性质；《方方日记》中并没有明确载明病毒来源的内容。因此，《方方日记》即使被作为病毒来源的证据，也不具有证据上的关联性。

综合以上三点，《方方日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效力十分低，稍具有诉讼意识者，不会考虑采用其作为向我国政府诉求赔偿的证据。再者，根据国家主权豁免法理，他国诉求我国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为零。

《方方日记》引发的普通百姓打嘴仗，如果身为法律职业者不从法律证据意义来分析该日记，还以法律职业者身份仅凭自己的意识形态认知来评判日记的对与错，这似乎与我们的职业身份不相符。更有甚者，将任何与自己不同意见者扣上无穷大的帽子，容不得不同意见者，这就可能需要反思了，这种非左即右，或非右即左思维，才是欠正常的现象。

无论我们民间对《方方日记》闹得如何激烈，GUAN方没有作任何评论，能容得下《方方日记》的正常出版，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地方。

吴跃飞律师   2020.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