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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左右，那时向当地政府设立的非法金融机构借款的年利息达到了30至35%，还会可能被计算复利，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那时我雇工的工资每天约10元至12元每天，自己搞的那种作坊式小厂，全部资金是借来的，因利息开支过高，大部分利润都只能填补利息这个漏洞，现金流一断，就再也无法回生了，加上1998年一场水灾将自己大部分资产冲没了，留下一大笔贷款。
根本没有本钱做大一点事了，当时还根本没有想到离开自己的家乡，总是寄希望能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找到突破口，2001年 就种了三亩田的湘研系列辣椒，到辣椒产出时，就每天要将辣椒送到梅城镇上去批发与零售辣椒，大半年下来，除去开支，我记得是余下约3千来元钱。想到计算机会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技能，就在梅城一个培训学校学五笔打字，总共花去的学费我记得是980元，虽然只学会了五笔打字，但现在还是感到很值，因为当时参加学习时，是严格按照五笔指法操练的，所以现在我的五笔打字指法还是十分地标准。
朱总理上台的当年，将农村所有非法金融机构在一夜之间进行查封，并冻结所有与之相关的债权与债务。我们这些债务人的灾难时期来临了，政府的宣传车天天到处宣传所谓的政策，当时的情形如同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子欠父还；父债子还”的标语，胆子小一点的债务人会被吓破胆。
2001年12月某日，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模仿抗日电影中的情景，学习日本鬼子进村搞扫荡的本事，将我母亲养的猪、鸡等一切可以变钱的东西强行抢走，变卖后用于抵偿我所欠政府的债务。母亲对于这些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所为，不可能阻止，只能将泪水吞入自己肚里，她人在母亲面前抱怨政府时，她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谁叫自己的崽欠了别个的钱呢。很少有话的父亲，也只是呆坐在楼上不作声。
妹妹那年正在家里搞自学考试，看到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此嚣张，就质问他们：你们还有王法没有，你们如果厉害，去申请法院执行。妹妹的几句话惹毛了父母官们，就强行妹妹捉到乡政府关了一个晚上。
政府追债追得十分厉害时，我只能逃亡在外面，某天晚上我回到了家里，政府工作人员嗅到了我回家的信息，就开着乡派出所的警车，来了十多个人，将我捉走了，将我投入了乡政府的设立专门设立的“学习室”，一间约二十来个平方的房子里关着几十个人，铁门是关着，木门打开，外面的亲人们每天送饭来吃。然后，工作人员逼被关的每一个人要求自己的亲人去筹钱还债，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就别想放人，上厕所都有专人跟着。
那时乡里计划生育的风吹得紧，关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因违抗计划生育工作队的乡邻在晚上被父母官打得大喊求饶，好象被打得最后没有力气叫了才放手。我当时就想，这个打人者是人吗？他就这么下得了手啊？
与我睡在同一条凳子上的一个难友也觉得没有本钱做生意了，就觉得只能外出逃难了，他就想到长沙来酿米酒维生，我正好有此技能，就商量着我与他一块出来教他酿酒为生，我们两人就在大年前（应当是2002年2月份）逃亡到了长沙四方坪。
我被囚禁了五天五晚，母亲每天走十来里路来给我送一次饭，其余的是自己一个家离乡政府不远的远房姨给送的，父母官们最后可能感觉我身上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就按每天45元的生活费结账后将我放回家了。
我出来后，感觉自己不甘心被人民政府这样乱囚了，就利用刚学会的电脑打字，打了几十封申诉信，从县里开始直至全国人大， 每一个相关部门都寄一封。后来还真见了效，有关机关责成县人民政府、县检察院、县监察局、县信访办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进驻乡政府调查了几天，最后走前到了我们村上当面调查了我妹妹。后面的调查结果听说是：信访者精神有些不正常，所申诉的问题与事实有出入。自此，政府的父母官员再也没有骚扰过自己的家人。
多年过去了，那段屈辱日子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心头，一直总是觉得因自己的不够努力导致家人受到了很大牵连而内心十分地不安。至2009年初时，我们当地政府清欠办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好言请求我，要我将欠政府的一点点尾欠款偿还，我当时回答得很干脆：我现在自己是律师，请你通过人民法院向我送达相关传票吧。对方自讨没趣，立即将电话挂了，自此，平安无事。因自己从小生活在债务中，至今都清楚地记得，2009年底将自己应当要还的债基本清偿完时，那种感觉真的美，如同被释放的囚犯获得了自由一般。
19号晚上我与人谈完事从咖啡厅里出来时，偶然碰到了十多年以前与我情形相类似的一个老乡，他现在身家也至少有几百万了，偶然说到我们十多年以前欠政府的那笔债，他玩笑着说：我现还真得感谢当时的父母官逼我，自己办各逃亡而离开了ANHUA，你也一样，没有那次逼你，你可能还会在呆在农村消磨着宝贵的光阴。
——由此撰文纪念，并警示自己：当面临着敌人的侵害，或者被朋友伤害时，可能自己的伟大转折点就是自己勇敢面对的那一刻。
原创者：吴跃飞律师 本文内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